LLM 最危險的不是胡說八道,而是把廢話講得非常合理
30秒摘要
PNAS 一篇 2026 年 9 月的新研究測試 60 個大型語言模型在 9 種政策情境中的審議推理能力,結果只有 4 個模型能持續超過以隨機排列建立的基準。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模型會不會寫出流暢答案,而是它提出的理由、價值判斷與最終政策偏好之間,是否形成能跨個體、跨情境理解的穩定結構。研究提醒:一段文字可以非常清楚、有說服力,甚至像經過深思熟慮,卻依然缺乏真正的 deliberative coherence。
重點摘要
- 01研究比較 60 個 LLM 在 9 個政策情境中的 deliberative reasoning。
- 02只有 4 個模型能持續超過 permutation-based null benchmark。
- 03一段 AI 文字可以非常流暢、有說服力,卻仍缺乏穩定的 reason-preference structure。
- 04Plausible nonsense 不等於一般 hallucination;問題可能不在單一句子的真假,而在跨案例推理結構是否一致。
- 05傳統 benchmark 偏重答案正確率,但治理與公共政策等 ill-structured problems 往往沒有唯一答案。
- 06高品質語言表達不應再被直接當成高品質推理的 proxy。
- 07若 LLM 進入政策分析或公共治理,除了 accuracy,還需要測量理由與選擇之間的 deliberative coherence。
AI 最麻煩的錯誤,可能不是明顯胡說八道
大型語言模型的錯誤有一種很好抓。
例如它說某個不存在的人拿過諾貝爾獎、捏造一篇不存在的論文,或把日期、公司與技術規格混在一起。
這些通常被稱為 hallucination。
至少理論上,我們還可以查資料庫、搜尋來源、要求引用,然後指出:
這句是錯的。
但有另一種錯誤麻煩得多。
它沒有明顯錯誤的數字。
沒有虛構公司。
沒有不存在的論文。
整段文章甚至可能寫得非常漂亮:
- 前提清楚
- 條列完整
- 每一段都有轉折
- 正反意見都有提到
- 最後還有一個看似成熟的結論
讀完甚至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:
「嗯,這 AI 想得滿完整的。」
問題是,這些理由真的彼此一致嗎?
它今天用 A 原則支持某項政策,換一個相似案例後,還會尊重 A 原則嗎?
它說自己重視公平、自由、效率或風險時,這些考量真的有穩定地影響最終選擇,還是只是在每一題即興生成一段聽起來合理的說明?
2026 年 9 月刊登於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》(PNAS)的一篇研究,正好把刀切進這個問題。
論文標題很直接:
Plausible nonsense and deliberative reasoning: Benchmarking LLMs against human judgment
可以翻成:
「看似合理的無稽之談與審議推理:將大型語言模型與人類判斷進行基準比較。」
研究由 University of Zurich 的 Francesco Veri 與 Gustavo Kreia Umbelino 進行,測試 60 個大型語言模型,讓它們面對 9 種政策情境,並使用 Deliberative Reason Index,也就是 DRI,檢驗模型提出的理由與最終偏好之間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結構一致性。
結果非常醒目:
只有 4 個模型能持續超過研究使用的 permutation-based null benchmark。
換句話說,大多數模型雖然可以產生連貫、甚至具有說服力的文字,但它們的「理由-偏好結構」並沒有穩定展現出與人類審議模式相符的關聯。
這就是論文所稱的 plausible nonsense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不是亂碼。
不是語無倫次。
反而是:
看起來很合理。
先別把這篇研究誤解成「AI 比人笨」
這篇研究不是 IQ 測驗,也不是一般數學推理 benchmark。
它測的不是:
「2 + 2 是多少?」
也不是:
「哪個國家的首都是什麼?」
而是一種困難很多的問題:
當一個問題本來就沒有唯一正確答案時,你提出的理由與你的選擇之間,是否存在可理解而且穩定的關係?
研究把這類問題稱為 ill-structured problems。
例如公共政策常常同時存在:
- 效率
- 公平
- 個人自由
- 公共利益
- 成本
- 長期風險
- 不同群體受到的影響
這些價值無法像數學方程式一樣丟進計算機,就得到唯一答案。
兩個理性的人完全可能在掌握相同事實之後,得到不同的政策偏好。
所以這種情況真正重要的不只是:
「你選哪一個?」
而是:
「你為什麼這樣選?」
以及更關鍵的:
「你的理由和你的選擇真的對得起來嗎?」
什麼叫 Deliberative Reasoning?
這就要談這篇研究使用的核心工具:
Deliberative Reason Index,DRI。
DRI 並不是為 LLM 發明的。
它原本來自 deliberative democracy,也就是審議民主研究,用來測量一群人在討論公共議題時,是否逐漸形成某種可共享的推理結構。
重點不是要求大家最後必須同意。
事實上兩個人完全可以:
A:支持方案 X
B:支持方案 Y
但如果兩人都理解:
成本很重要
公平也很重要
環境風險需要考慮
短期與長期利益需要權衡
然後只是因為對這些因素給不同權重而產生不同結論,那仍然可以是一種具有 deliberative coherence 的分歧。
DRI 的核心概念,就是觀察:
人們在「相關考量」上的差異,是否能對應到他們在「政策偏好」上的差異。
簡化想像:
理由差很多
↓
政策選擇也差很多
理由很接近
↓
政策選擇也比較接近
如果整個群體存在穩定的這種關係,就代表大家至少活在某種共同的 reasoning space 裡。
他們不一定同意答案,但理解的是同一個問題。
這就是 intersubjective consistency,可以翻成「主體間一致性」或「跨個體可共享的一致性」。
它和單純的邏輯正確不完全一樣。
一個很簡單的例子:AI 說它重視公平,是真的嗎?
假設我們問 AI 一個政策問題。
它回答:
「我支持方案 A,因為它對低收入家庭更公平,即使行政成本略高,我認為公平的重要性高於效率損失。」
看起來很好。
理由也很完整。
接著換一個情境,公平與效率再次產生衝突。
模型卻改口:
「我支持方案 B,因為行政效率應優先於重新分配效果。」
這也寫得很好。
單獨看兩段,你可能都覺得合理。
但放在一起後問題出現了:
案例 1:公平 > 效率
案例 2:效率 > 公平
當然,人類也可能因為情境不同而改變權重。
真正要問的是:
這種改變有沒有可解釋的結構?
還是模型只是在每一題都重新生成一段 locally plausible 的理由?
這就是這篇論文真正想測的東西。
60 個模型,只有 4 個穩定跨過基準
研究讓 60 個 LLM 面對 9 個政策情境,並將模型的理由與政策偏好結構拿來和人類審議資料比較。
結果顯示:
只有 4 個模型能持續超過 permutation-based null benchmark。
這個 null benchmark 很重要。
它不是在說:
「低於人類平均就是失敗。」
研究使用 permutation,也就是把資料關係重新排列,建立一個「如果理由與偏好之間沒有真正結構,單靠隨機關係可能得到什麼程度的分數」的參考。
因此真正的問題變成:
模型觀察到的理由-偏好關聯,有沒有強到足以和隨機結構區分?
結果對多數模型而言並不漂亮。
它們可以生成非常像 reasoning 的文字,但其底下的 reason-preference structure 往往無法穩定超過這個基準。
這也是為什麼作者特別強調:
surface plausibility 與 deliberative coherence 之間存在落差。
「看起來像 reasoning」和「真的存在 reasoning structure」不是同一回事
這件事其實碰到生成式 AI 一個非常核心的特性。
大型語言模型非常擅長產生形式完整的語言。
例如:
首先……
其次……
然而……
另一方面……
綜合以上因素……
因此……
這種結構在人類閱讀時會產生很強的 cognitive cue:
有人正在思考。
但這個 cue 本身不能證明底下真的存在穩定的推理結構。
就像你看到一棟建築:
漂亮外牆
玻璃帷幕
燈光
完整入口
你很自然會假設:
裡面應該有鋼筋、樑柱與完整結構。
但語言模型的一個危險特性,就是它可以先把「外牆」做得非常漂亮。
至於裡面的梁柱是不是每一層真的接在一起,不能只靠看外觀判斷。
這和 Hallucination 不太一樣
這裡要特別區分。
Hallucination
比較像:
AI:某篇論文在 2024 年發表。
實際:根本沒有這篇論文。
可以透過事實查核抓出來。
Plausible nonsense
則可能是:
所有事實都沒有明顯錯誤
↓
論述看起來合理
↓
文字具有說服力
↓
但理由與偏好的結構不穩定
這麻煩得多。
因為你無法只靠搜尋 Google 說:
「這一句是假消息。」
每一句可能都沒有明顯錯誤。
問題存在於句子之間、案例之間與價值權重之間的結構。
更危險的是,人類天生很容易被「流暢性」欺騙
這裡可以接到一個更廣泛的認知心理學概念:
Processing Fluency。
人類往往會把「容易理解」和一些正面特質聯繫起來。
一句話越流暢、組織越好,我們越容易感覺:
這個人懂這件事
這個解釋很合理
這段論證有道理
這不代表所有流暢文字都不可信。
而是:
語言形式本身就是一種信任訊號。
LLM 剛好把這項能力拉到非常高。
它很少像早期 chatbot 那樣突然:
句子斷掉
上下文消失
文法崩壞
反而可以一直維持專業、冷靜、完整的寫作形式。
因此 AI 時代的問題可能從:
「這段話像不像人寫的?」
變成:
「這段話是不是因為太像完整推理,所以讓我降低了對推理本身的檢查?」
Chain-of-Thought 看起來很長,也不代表同一件事
這也很容易和另一個 AI 現象混在一起。
今天許多 reasoning model 可以輸出或內部執行非常長的推理流程。
長度可能讓我們感覺:
想得更多
=
想得更好
但兩者沒有必然等號。
一個模型完全可能產生:
Step 1
Step 2
Step 3
Step 4
...
Step 27
Conclusion
而整條鏈本質上只是在維持局部語言一致性。
這篇 PNAS 研究提醒的正是另一層問題:
不要只看 reasoning output 長什麼樣子,而要看理由與選擇之間是否形成可重複檢驗的結構。
換句話說:
「它有沒有寫 reasoning」和「它有沒有 deliberative reasoning capacity」不是同一個問題。
為什麼作者特別擔心 Governance?
因為在許多一般應用裡,我們可以讓 AI 扮演助手。
例如:
整理文件
產生草稿
寫程式
翻譯
搜尋資訊
輸出錯了,人類通常還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檢查標準。
但公共治理與政策問題常常沒有唯一 ground truth。
例如一項政策可能同時問:
公平嗎?
有效率嗎?
成本合理嗎?
會不會傷害某些群體?
短期有效但長期如何?
不同價值之間怎麼權衡?
如果 AI 被拿來:
- 摘要公共諮詢
- 產生政策選項
- 排列論點
- 協助民眾理解議題
- 輔助行政決策
那它不只是「回答問題」。
它可能開始影響:
哪些理由被看見,以及哪些理由看起來最合理。
因此研究作者的結論並不是「不要使用 LLM」,而是:
在 governance context 中部署 LLM 前,不能只測:
Fact accuracy
Language quality
User preference
還需要評估:
Deliberative reasoning capacity。
為什麼「人類一致性」也不能直接當成真理?
這篇研究還有一個必須講清楚的限制。
DRI 評估的是模型與人類 reason-giving pattern 之間的結構關係。
但:
人類不是真理機器。
人類會:
- 偏誤
- 從眾
- 情緒化
- 前後矛盾
- 被政治身份影響
- 相信錯誤資訊
所以研究結果不能簡化成:
Human = correct
LLM = wrong
DRI 關心的不是「答案是不是宇宙真理」,而是:
一群人在考慮理由與形成偏好時,是否存在可共享、可理解的關係。
因此只有 4 個模型超過 benchmark,並不代表其餘 56 個模型在任何形式的 reasoning 上都很差。
同樣也不能推出:
「這 4 個模型就是最聰明的模型。」
研究測的是一個非常特定的能力:
deliberative reason。
DRI 本身也不是沒有方法學問題
更有意思的是,研究作者 Francesco Veri 自己在 2026 年另外發表研究,討論 DRI 在 low-signal condition 下可能出現分數膨脹的問題。
當相關性非常接近零時,舊版 DRI 可能把部分低訊號關係誤當成一致性。
因此他提出修正版方法,加入對低訊號 correlation pair 的懲罰,並用 Monte Carlo simulation 檢查這種問題。
這反而是重要的科學訊號:
研究者不是把 benchmark 當成一把永遠正確的尺,而是在持續檢查尺本身。
所以閱讀這篇 PNAS 論文時,也不應把 DRI 當成「AI 是否真正會思考」的終極測驗。
更準確的理解是:
它提供一個過去很多 AI benchmark 很少測量的維度。
現有 AI Benchmark 為什麼可能看不到這個問題?
很多 benchmark 很適合回答:
模型知道多少?
數學題能做多少?
程式寫得對不對?
工具會不會用?
長文本能不能理解?
最後得到一個很方便的數字:
83.2%
91.4%
75.8%
但是 deliberative reasoning 很難這樣壓成單一正確答案。
因為現實世界有大量問題根本沒有 answer key。
例如:
應該優先效率還是公平?
多少成本值得換取多少安全?
短期利益與長期風險怎麼權衡?
這些不是多選題。
真正需要檢查的是:
理由
↓
價值權重
↓
情境
↓
選擇
四者是否互相對得起來。
因此一個模型可以在大量傳統 benchmark 上非常高分,仍然不代表它適合直接參與公共決策。
這兩種能力並不矛盾,只是不同。
更大的問題:我們可能正在評估 AI 的「作文」,而不是「思考」
這大概是這篇研究最值得帶走的一個觀念。
生成式 AI 讓我們第一次遇到一種非常奇怪的系統:
表達能力可能跑在推理可靠性前面。
過去我們很自然會假設:
一個人能把複雜事情講得非常清楚
↓
通常代表他理解那件事
在人類世界裡,這個 heuristic 雖然不完美,但還算有用。
因為要寫出長篇、連貫、語法正確又具有結構的內容,本身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理解。
LLM 改變了這個關係。
現在:
高品質表達
不再能自動作為:
高品質內部推理
的可靠 proxy。
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知轉變。
未來 AI 評測可能需要從「答案對不對」走向「結構穩不穩」
如果沿著這篇研究的方向繼續走,未來 AI benchmark 可能需要加入更多類似測試:
Counterfactual Consistency
稍微改變情境後,模型是否仍依循原本宣稱的重要原則?
Preference Stability
問題改寫、順序改變或加入無關資訊後,核心偏好會不會大幅漂移?
Reason-Preference Alignment
模型聲稱重視的理由,真的能預測它做出的選擇嗎?
Cross-context Coherence
不同案例之間的價值權重是否存在可理解的變化?
Adversarial Framing Resistance
只是改變描述方式,模型就會完全改變價值判斷嗎?
這些問題都比「這次回答看起來好不好」更接近長期可靠性。
真正可怕的 AI,不一定是講瘋話的 AI
大家過去想像 AI 失控,很容易想到:
亂講話
產生明顯錯誤
回答完全不合邏輯
但那其實是最好發現的一種失敗。
真正難處理的情況可能是:
語氣專業
論述完整
沒有明顯事實錯誤
正反觀點都有提到
結論聽起來成熟
但當你把幾十個案例放在一起,才發現:
底下沒有一套穩定的 reason-preference structure。
它不是在每次都「亂講」。
它可能是在每一次都非常成功地生成:
此時此刻最像合理答案的文字。
兩者之間只有一線之隔,卻可能是未來 AI safety 與 AI governance 最重要的差別之一。
所以,「合理」本身已經不夠了
這篇 PNAS 研究沒有證明大型語言模型沒有 reasoning,也沒有證明只有人類能做公共決策。
它真正揭露的是一個評估上的漏洞:
我們很容易把一段文字的品質,誤當成產生那段文字的推理品質。
60 個模型中只有 4 個持續超過研究使用的隨機基準,提醒我們:模型可以非常會說明,但「會說明」與「理由和選擇之間存在穩定結構」不是同一回事。
這也是為什麼 plausible nonsense 這個詞這麼貼切。
最糟糕的 nonsense 並不是你一眼就知道它在胡說。
而是讀完之後,你點了點頭。
然後過了很久才發現:
等等,它剛才到底證明了什麼?
Core takeaway
PNAS 對 60 個 LLM 的研究顯示,只有 4 個模型能持續超過審議推理的隨機基準;LLM 可以生成高度流暢且有說服力的回答,但表面合理性並不能保證理由與最終偏好之間存在穩定、可共享的推理結構。
Why it matters
隨著 LLM 被用來整理公共意見、產生政策分析與輔助決策,只檢查事實正確率和文字品質可能不夠。真正需要辨識的是:模型是否只是每次都生成一套當下聽起來合理的解釋,還是其理由、價值權重與選擇之間真的存在可重複檢驗的結構。
Data story
03Data figure
60 個 LLM 中,只有 4 個持續跨過審議推理基準
PNAS 研究以 Deliberative Reason Index 比較 LLM 與人類 reason-giving pattern
Tech index
06限制與注意
07- 01這篇研究測量的是 deliberative reasoning,以及模型理由與偏好結構和人類審議模式之間的關係,不是一般智力、數學能力、事實正確率或所有形式的 reasoning 能力。
- 02只有 4 個模型持續超過 permutation-based null benchmark,不代表其餘 56 個模型完全不會推理,也不能據此建立通用的模型能力排名。
- 03與人類 reason-giving pattern 對齊並不代表答案客觀正確;人類本身也可能帶有偏誤、錯誤資訊與不一致判斷。
- 04研究聚焦 ill-structured policy scenarios,因此結果不能直接外推到程式設計、數學、科學問答或其他具有明確 ground truth 的任務。
- 05LLM 能力與版本更新速度很快,2026 年研究中的特定模型結果不應永久外推到後續版本。
- 06Plausible nonsense 在本文中主要描述表面合理性與 deliberative coherence 可能脫鉤,不應直接和一般 hallucination 畫上等號。
- 07DRI 本身仍在持續發展;Francesco Veri 於 2026 年另提出 low-signal correction,顯示這套測量方法本身也存在需要持續驗證的方法學問題。
延伸主題
原始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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